疯狂的“老子养生”《道德经》是科学政治学的起源

来源：中国直销网  日期：2017/1/26 16:38:35   浏览次数：    我要收藏

疯狂的“老子养生”《道德经》是科学政治学的起源


老子的“道”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都研究人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在人们的意识中的反映；都想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保证人性的健全发展。两者都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说话，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学，不仅注意到政治过程的宏观过程，而且研究这个过程的微观基础，通过对微观基础的改善即人性的改善来改进宏观政治过程。老子的理论要通过圣人把“常道”从“修之于身”到“修之于天下”的实践来改进政治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要通过共产党人的倡导和坚持，才能灌输到社会政治过程中去，使社会政治过程摆脱原有的周期性治乱循环的轨道，进入和谐稳定的新轨道。在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因而老子的“常道”与共产党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处于政治学的新高度上，它们都深入到政治过程的基础部分，认识到道即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自觉进行价值体系的建设，用“常道”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主导社会生活。只有进入这个层次，人类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政治学，在社会政治领域进入自由王国。

而其他各种政治学则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不同时代的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犯着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价值体系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没有看到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常道”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都把自己所达到的价值体系当做不言而喻的前提，当做是永恒的人性，他们都以为自己所持之道是“常道”，处于价值体系的独断论之中，所以就没有能力想象一种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没有能力去建设这样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过程就只能停滞在原有的治乱循环中。就像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共产党人那样，即使继承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也会把它搞垮。其价值体系的高度决定了他们只能继续生活在低级的政治制度中；没有能力坚持或握紧的东西，就算是侥幸得到了也一定不会长久。

特别要指出的是，西方人所大力倡导的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未能深入认识价值体系在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其所坚持的实际上是病态片面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虽然也引领了一时的潮流，但由于根底太浅，现在已经暴露出本来面目，陷入困境。有美国人的文章说，“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新成员以及某些老成员都表现糟糕，就连许多被视为成功案例的国家，也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和深深的不满情绪”。“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几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有些国家似乎深陷于腐败和暴政模式，很难看出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它们如何能作为民主政体存活下去。”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问题的表现，还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即由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缺陷而导致的“掠夺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能通过生产活动和诚实的冒险行为致富；他们通过操纵权力和特权，通过从政府窃取、从弱者身上榨取和规避法律来致富。掠夺型社会中的政治人物和机构为了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打破任何可能打破的规则。政界人士贿赂选举官员，攻击反对派的竞选者，刺杀竞争对手。总统利用威胁、拘押、摆样子公审和谋杀等手段平息异议。政府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敛多少钱，随后才关心政府合同能否给公众带来好处。军官购买武器依据的是他们能把多少回扣据为己有。在这样的社会，警察和罪犯之间的界限模糊。警察不执法，法官不断案，海关官员不检查商品，制造商不生产，银行不投资，贷款者不还钱”。“如果对根本问题——糟糕的治理——以及必要的机制性对策缺乏明晰的了解，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民主政体解体。”[1]

另有一位美国人的文章说：“4月，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表明，81%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的是‘错误路线’。他们有理由悲观，这包括金融恐慌、萧条阴影、看不到头的伊拉克战争，还有不间断的恐怖威胁。”[2]我们看到，美国人也学会了“路线”这个词，并且知道自己走的是“错误路线”。但由于他们缺少老子的智慧，所以就不知道追问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走上错误路线，以及如何回归正确路线。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如法国人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中说：“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们类似于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在发现了价值体系问题之后，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神秘力量便是价值体系。由于西方人所坚持的是私有制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在主导着社会运行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超循环”，锁定了社会发展路径。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他们必然要走进目前的困境。

要引导人类政治过程跳出这个泥坑，人类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政治学——和谐政治学，这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真正科学的政治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科学管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政治学专著，但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可悲现实表明，这些政治学都还处在前科学阶段，人类急需推动这门学科进入到科学政治学阶段。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前科学的特点就在于，科学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基本原理、有关的观察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完全不一致，经常发生争论。从前科学发展到科学的标志是：“意见一致”的范式是否产生、解决问题的标准事例是否形成、共同体的成员能否模仿这些事例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对于政治学这门由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来说，仅仅强调这几条还不够，因为它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关起门做出来的学问或写出来的论文，而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系。要想建立起一个科学的政治学体系，首先要求研究者自己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转换，实现自身的闻道；只有摘掉了私有制社会所强加在自己眼睛上的价值体系“眼镜”，研究者才能看清现实，并进而找到社会进步的路线或方案，从而形成一个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其次，要实现这个方案，还需要在社会整个价值体系上来一个飞跃，由私有制价值体系转换升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都在价值体系上向上成长并达到一个新水平，从而实现新的“意见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政治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才能无为而治，社会政治过程便可自然而然地趋向和谐。由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初级阶段政治学都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存在，就像一场大戏，其主角还没有上场，所以就只能是序幕，好戏还没有开始呢。

这种初级阶段的政治学虽然没有意识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但价值体系仍然存在着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当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占据压倒优势，社会全体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也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见一致”，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在这种价值体系的主导下，人们既不能看清现实问题的症结，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这种“意见一致”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行，只能导致弊端丛生，然后进一步形成一种大家都看不到前途、笼罩在悲观情绪之下的“意见一致”。当今西方社会也有许多关心人类整体利益的人士，也有很多理智的思考，但这些人士的思考都被压制，边缘化。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过于强大稳定，锁定了社会的发展路径，所以，不管遇到多少次危机，在危机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仍然还要沿着原来的轨道运行。

从对民众的态度来看，初级阶段政治学对民众大抵采用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民众看做“群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专制政治理论，如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另一种把民意视为政治行为的天然合理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在实际上也不把民众看得多么高贵，而是让人们的缺点在互相制衡中得到限制。但不管是专制理论还是民主理论，不管是把人民踏在脚下还是捧在天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把民众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视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都默守着一种见解，即意识和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具有非历史的性质，不受时间的影响。”[3]这是他们的政治学理论的不言而喻的前提。

之所以出现上述谬误，则是因为理论家自己也同样处在社会价值体系发展运动的潮流之中，必然地带有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他们又没有认识到这个局限性；作为“井底之蛙”，就会把自身所达到的价值体系作为终极价值体系，所以他们都低估了人性的发展潜力。他们在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束缚了人性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实现人性的“自然”。对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等问题，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治理办法，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他们一方面坚持着那种产生问题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幻想着不要那些问题，这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企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按照这种思路来指导政治实践，结果就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越来越多的问题，制定的法令越来越多，监控措施也越来越繁杂，问题却仍然是越来越多地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包括监控者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为了进行防范，又要对监控者进行监控，如此层层递进，结果就使社会政治过程进入了“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的轨道，使得社会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维护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直至超出社会所能负载的极限。

人类要想走出当前这种自我毁灭的困境，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科学的政治学，一种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关注价值体系问题，推动价值体系的提升，为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建立新的人性基础，由在私有制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转换为和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在此基础上，才能把社会引上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给人类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人类需要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过去我们很不理解这句话，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后，我们认识到：新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原来的政治制度。苏联东欧的剧变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提升，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动乱，即使给它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它也难于维持下去。共产党人的奋斗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原有的资产阶级，由自己取而代之，而是要进一步消灭整个旧制度，消灭两极分化所赖以产生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都需要经历一个从旧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所以毛主席说：“所有的人都要改造”，只有把自己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才能成为新制度的合格成员。共产党要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以往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生产力，都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置程序罢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个新的目标也就要提上议程了。

实际上，葛兰西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于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狱中，他在狱中以超人的意志和常人无法企及的毅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独辟蹊径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以暴力为主的“直接统治”，但是却更加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方式上实行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就建立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精神网络，实现了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接受、认同现行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如果不改变这个基础，无产阶级就难于夺取政权。这个理论解释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后来出现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建立文化上的领导权，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也仍然要失去。

现在看来，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价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权，是让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社会生活呢，还是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控制社会生活，这是两个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资本主义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须不断地强化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由于私有制价值体系先入为主地盘踞在社会生活之上，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很容易。人们自发地本能地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要想取代它，就非常困难，因为这是对社会组织体系进行的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些率先认识到新价值体系的人们首先就必须组织起来，掌握执政权力，然后才有可能运用执政权来改造旧的价值体系。在葛兰西看来，夺取和保持领导权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了领导地位的阶级。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后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做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看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实际地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而不自知，即使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也没有能力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

从葛兰西去世到现在已经70年了，时间已经证明，在当今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领导权。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不幸，也是整个西方的不幸，它们被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上，失去了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机遇。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互相强化，形成了协同学所说的超循环，西方国家找不到改弦易辙的机会，处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希望。由此可见，物极必反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如果没有洞悉历史规律的伟大人物的领导，就算是遇到危机，社会也不能跃迁到新轨道，只能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反而存在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机遇。过去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还没有稳定运行起来，没有控制社会生活过程，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没有明确的选择，少数持先进社会理想、意志坚决的人于是便有可能乘虚而入，把社会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历史进步的转瞬即逝的机遇，让伟大的革命家列宁和毛主席抓住了，所以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可惜的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是败家子，把社会主义政权又搞丢了。而今唯有我们中国人仍然走在社会发展正道上，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硕果仅存，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具。所以，我们更应当感到庆幸，这应当是整个人类向更高级文明跃迁的仅有的机遇了。

从老子的时代开始，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着那种完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以图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当今时代，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流派都在致力于开发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和内涵，然而，结果却是“邃密群科济世穷”。正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现在发现，最核心的答案早就存在于老子的五千言里面了。其他各种政治学说都是在现有的人性发展水平上因陋就简地设计政治体制，老子则致力于政治体制的基础建设，为之构建迥然不同的人性基础。虽然老子与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主张回到原始的朴素状态，我们则要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但他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与我们是一样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调控社会价值体系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这个基本原理使老子的政治学理论处于政治学的高级阶段上，我们现在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就仍然要从老子所发现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中寻找启迪和智慧。虽然他没有版权、专利之类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明确地说，老子就是和谐政治学的创始人，这是他老人家应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