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急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的浪潮，这些生于“ 70 前”的中老年人，要么端起老花镜，笨拙地学习并迎合年轻人的交流方式;要么就在困惑不解，甚至在愤怒的情绪中，把自己困在“信息茧房”里直到终老。

刺猬公社 | 卜枫

在老崔第 8 次拨打某共享单车的客户服务热线前，他的女儿比客服人员更早地“崩溃”了。

 “老旧”的IPhone4 手机系统，早已不能更新系统，但很多新上线的App需要至少IOS7 以上的系统支持。老崔想让妻子跟自己一起骑小黄车“抢红包”，还能省下好几元的公交车钱，但客服人员给出“从微信端登陆”的建议，并不能解决问题。

看着爸妈佝偻着腰，举着手机镜头扫二维码却毫无反应时焦急的样子，女儿沐楠挺心疼。趁着五一假期回家，她给妈妈买了OPPO R9 拍照手机，夫妻俩终于能一起骑共享单车了。

听说，他们靠着0.45、0.95、2. 23 的红包，已经攒出了 290 多元。“除了付过几元钱，都是参加免费骑行活动，赚的红包够押金回本了。”老崔喜滋滋地说。

中老年人的移动互联网生活，远比你想象的丰富。

“ 70 前”的移动互联网征途

沐楠说，她清楚记得 2015 年春节，她教爸爸一起对着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屏幕“摇一摇”，当天央视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 110 亿次，峰值达8. 1 亿次/次钟，红包总金额 5 亿元，父女俩一共抢了 6 块钱。

“那会儿我爸没绑定银行卡，钱还提不出来。我告诉他放在微信零钱包里就行。”

等到 2016 年，老崔已经开通了支付宝、微信支付，还能跟她一起集“敬业福”了，爷俩换来换去，勉强凑出了一套福字。

更让她惊讶的是 2017 年春节，全家老少都迷上了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喜欢在“家族群”里晒娃的大爷、喜欢晒旅行的三姑、酷爱分享心灵鸡汤的二姑夫，第一次在“发红包”活动中，跟家里的青年一代、孙辈孩子们，达成了从思想层面到行动层面的“大一统”。

在沐楠的记忆里，家中二三十位亲朋长辈们的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会使用智能手机连接网络的人不超过 3 个，能顺畅使用拼音键盘打字的只有最年轻的老爸。妈妈好几次搬来字典想学习，都中途放弃，她还自嘲说，像她这种不会用电脑、手机的人，就是新时代的“文盲”。

电脑在家里摆了近 20 年，但崔妈妈不会用键盘，也控制不住鼠标箭头，在她看来电脑特别复杂，是个碰一下就可能黑屏崩溃，害她跟丈夫吵架的“定时炸弹”。iPad就简单多了，想看哪个电视剧，手指一点就可以了。她学会了调节音量，开机与锁屏，这些技能可以无缝衔接到智能手机上。

在老崔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微信拍照、发红包、以及解锁小黄车。

以前，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广场舞大妈，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一来就不一样了。

2015 年初，创投圈掀起广场舞投资热潮时，几十家广场舞创业公司带着各种App抢占“千亿级”市场，鼓励广场舞大妈们注册加入“组织”，她们极度乐于观看教学视频，分享现场录像。当时就有“得大妈者得天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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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今年春节前后，经老崔推荐或直接帮忙购买给中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就有接近 20 部。他总是耐心教学、帮代支付、有问必答，直到把身边的亲友也培养成打车软件、共享单车、淘宝团购、内容付费的“高龄”用户。

老崔说，算上子女赠送或手机更新换代，将旧手机送给父母使用的情况，目前智能手机在“ 70 前”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程度，已极为可观，“据我观察，周围 50 岁以上人群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至少达到70%以上，而且是在近一两年内迅速增长的。”

智能手机里的“新移民”

老崔的观感，与今年刚刚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有所吻合。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 31 亿，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中国网民占总量的9.8%，同比增长0.2%。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 2015 年的90.1%提升至95.1%，提升 5 个百分点。其中有很大部分的增量，便是由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接入互联网带来的。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 65 岁以上成年人中，有42%的人拥有智能手机，而 2013 年的数据为18%。国内的中老年人智能手机的覆盖水平尚有差距，但也不难看出显著提升。

在北京某联通营业厅工作的客服代表何娅云也有切身体会。“这两年来排队办理业务的，基本都是上了年纪刚刚开始使用手机的大爷大妈，年轻人都在网上办理了。”很多时候，上了年纪的用户完全不理解数据流量、WI-FI密码到底是什么概念，“他们就想知道100M流量到底能看几张图片，几段视频。”

而对何娅云来说，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大多数纠纷，都是因为客户忘了连接WI-FI，或者误操作点击了视频链接造成的，产生额外数据费用后，又来营业厅讨说法。”为了降低投诉数量让客户满意，对于额度不高情况，他们一般都“赔偿了事”。

何娅云说，大多数客户还是很可爱的，有很多老年人，会带着手机来营业厅要求他们帮忙下载微信，“有些老人很久都见不到孩子，他们会戴着放大镜，给我们看自家孙子孙女的照片，反复播放同一段视频来看。”

智能手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进了中老年人与亲友以及外部世界的距离。

沐楠发现，有些刚刚开始接触移动互联网的“ 70 前”中老年用户，很快就从“被手机夺走了子女”的弱势群体，变成了最乐于在微信群里分享骑行红包、制作音频相册、转发心灵鸡汤，乐此不疲地邀请新用户、凑单拼多多的活跃群体。他们从不敢注册支付宝，担上当受骗，发展到慢慢开始使用微信进行小额支付，甚至是淘宝“小达人”。

短短一年的时间，移动互联网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曾因琐事吵架，多年不联络的远房亲戚开始在家族群里聊天了;“老三届”上山下乡时失联十几年的老同学，也因为互联网而重新见面了，表亲中的年轻一辈也因为点赞、评论、大众点评的安利广告，而提高了相约看电影、聚餐的频次。

“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有钱，还意识不到可能给其他人造成打扰，总想着把优惠分享给更多人，而且传播能力极强。”在沐楠看来，这种忠实用户实际上成为了一些App、公众号最优质的“安利者”。

她的爸爸——老崔，无疑是一枚优质的种子型用户。 

中老年人的KOL

老崔实名崔衍刚，是天津本地人，今年 55 岁，拿着iPhone6S的他，是个把移动互联网玩得特别溜的“中年小伙儿”，朋友们叫他崔哥或者小崔。

1981 年，高中毕业的崔哥顶替父亲进工厂，给自行车轮子装内胎， 91 年他刚结婚，就下岗了。单位没给过一分钱补贴。他跟瘫痪多年的母亲、因特殊工种患尘肺病重的父亲、新婚的妻子挤在 30 多平的房子里，一年后女儿出生，日子更过得紧巴巴的。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别说互联网了，就连电脑都还没普及，把录像机给淘汰了的家庭影院才是“风口”。就像现在的智能家居、VR设备一样，稍微有点钱的富裕人家，都要买上一对儿立式大炮般的音响摆在电视柜两边“撑场面”。

崔哥的新工作，就是在百货大楼里做一家音响品牌公司的销售代表。有一两年时间，他每天晚上挑灯夜读，把各品牌的宣传画册、书店买的学习资料都自学了个遍，成了小有名气的“音响师”，随音响、投影技术的发展，他开始接触电脑调音设备，从网络下载高保真调音资源。

在大半个中国还不懂互联网为何物的 2000 年，他家已经安装了一台家庭PC;在众多同龄人刚刚学会淘宝，涌入微信的 2017 年，以他为代表的小部分KOL，又开始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把美图美拍、在线团购、内容付费、共享经济等等互联网风口，传播进中老人的“圈子”和话语体系中了。

实际上，崔哥是个极内敛腼腆的男人，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参加酒局，与老同事、老同学几乎全部断了联系。近 20 年来，他对电脑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谙熟，几乎成为了他在亲友圈、朋友圈里的全部社交纽带。

(老崔与妻子)

而对崔妈妈来说，跟在外地上学的女儿用微信视频，是她在移动互联网上最“刚性”的需求。早几年，她总是等着老公在家时，用老公的微信跟女儿视频，后来自己有了手机微信，看女儿先给爸爸还是妈妈发微信，谁先给亲友的朋友圈自拍点赞，都成了她的生活乐趣。

沐楠说，从 2011 年来北京读书到现在，她更像是个长在微信里的“云女儿”。北京到天津只有 33 分钟车程，但她每年在家度过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 20 多天，“朋友们一年才回家一次的，太多了。”

女儿说，有次回家，爸爸跟她交代了三、四遍他百度云盘的密码，说家里的大小事项他都有记录，邮票存折、水电费用、密码卡号也都写在里面，要女儿有时间去看看。

“说实话，我记忆力不错，但是那串数字我到现在也没记住。小时候拿到家门钥匙能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是父亲这样互联网式的传家方式，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